政府信任与美国对外援助的国内支持 | 国政学人
政府信任与美国对外援助的国内支持作者：David Macdonald，佛罗里达大学助理教授。
来源：David Macdonald,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foreign aid”,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13, No.1, 2025, pp. 1-19.
导读
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在对外援助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用于人道救济、经济发展和军事支援等多重领域。尽管在精英层面长期存在对这些援助项目的支持共识，并且对外援助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但美国大众对该类支出的支持率却一直较为低迷，甚至在国际议题占据政治议程中心时亦如此；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中，类似的对外援助低支持率也有迹可循。
关于美国大众对于对外援助支出的消极态度，一种常见解释是大众对“对外援助”具体内涵理解不足，并且通常高估其在联邦预算中的比例。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即便在较为了解真实预算占比的受访者中，支持削减对外援助的人依然显著多于支持增加援助的人。即使在对国际事务表现出高度兴趣的人群中，“对外援助开支过多”的看法也远多于“对外援助开支过少”的看法，这意味着提高公众对外援助知识的认知水平本身并不足以大幅提升其支持度。
在解释美国公众对对外援助态度的文献中，已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框架，如对全球财富不平等的认知、潜在受援国是否为民主国家、地理与文化刻板印象、对人权状况的评估、或援助对捐助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带来的好处。这些研究帮助我们了解信息输入如何塑造对援助的态度，但对于民众对“政府”这一主要实施和资金来源主体的看法如何影响对外援助态度，尚无清晰而全面的证据。已有的少数研究更关注对他人或国际组织的信任，或对外国政府的信任，而非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即便有部分研究纳入国内政治信任因素，其结果并不一致，也多将其视为控制变量而非核心关注对象。
鉴于此，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对本国政府的政治信任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在核心分析中采用了研究中常见的多题量量表作为政治信任指标，配合理论视角强调民众对成本—收益的权衡，以及利用多种包含横截面和追踪性质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力图对政治信任与对外援助态度的关系进行更系统与明确的检验。
除重点检验政治信任的影响外，作者还纳入了多种个人层面的解释变量，包括人口特征、政治身份、核心价值观等，从而构建更全面的对外援助舆论模型。通过对美国多项横截面及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政治信任与支持对外援助支出之间存在显著且实质性的关联。作者推断，这是因为对外援助的受益对象并不明确，只有对政府的信任可以避免公众进行怀疑。此外，种族、意识形态、政治核心价值、对孤立主义的倾向、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以及对贫困人群的看法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对外援助态度。
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深化了我们对美国大众对外援助态度形成机制的认识，说明在国际外交与国家战略中被广泛应用的对外援助策略，其公众基础深受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对于美国这样政治信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而言，这种状况可部分解释其社会对对外援助持续低支持率的成因，也再次印证了政治信任在塑造公共舆论与公共政策支持中的关键地位。
政治信任对援助支持的影响
在现有研究中，政治信任是否影响公众对对外援助支出的态度似乎并不明显。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内政策，较少涉及其对外交事务的影响。尽管部分研究探讨了政治信任在军事行动、移民政策和自由贸易中的作用，但这些议题仍与国内事务交织。因此，学界对政治信任如何影响对外援助支持的研究仍较为有限。
对外援助的动机既可能出于国家利益，也可能基于利他主义，并能惠及捐助国与受援国。然而，普通民众往往不会以这种方式看待对外援助。精英阶层或能清楚理解其益处，但多数公众对国际政治和全球事务的认知较为有限。相比之下，政府在环境保护或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即便可能伴随更高税收，仍能带来直观的国内收益。
对外援助则缺乏类似的直接回报，受益者主要为外国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预算主管曾提出“减少对外支出意味着更多国内资金可用”，类似论调长期存在。例如，2023年有政客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笔援助，而许多美国民众却难以应对经济困境。
尽管对外援助可能服务于国家战略，公众仍可能认为其由国内纳税人承担成本，而受益者是外国人。相较于国内医疗、教育等支出，对外援助的成本-收益失衡尤为突出，易引发公众对其有效性和必要性的质疑。部分批评者认为，对外援助可能助长腐败，而非促进民主。
并非所有公众都反对对外援助，但该政策的成本-收益不对等，使其成为与政治信任密切相关的议题。类似机制已在平权行动、枪支管控、收入再分配及医疗改革等政策中得到验证。这些政策往往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政治信任被证明能影响公众态度。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政治信任与对外援助支持之间的关系。
不同于直接有益于本国公民的国内援助政策，对外援助的受益对象并不明确，公众因此更可能保持怀疑。决定他们是否克服这一疑虑的关键因素之一，即他们对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信任。换言之，政府能否获得公众的对外援助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信任的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对外援助政策与政治信任紧密相关。当政策涉及成本和风险，而回报不够明确时，公众往往更为谨慎，不愿赋予政府过多裁量权。然而，若公众对政府更具信任，他们更可能支持政府的政策执行，即便该政策在表面上似乎无法直接惠及自身或国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政治信任与对外援助支出支持呈正相关关系。
数据与方法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该调查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民意研究的“黄金标准”。然而，ANES并非每年都调查对外援助支出，因此本文选取1996、2000、2004和2008年的数据。这些年份涵盖了和平时期（1996、2000年）和战争时期（2004、2008年），并跨越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从而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假设检验的有效性。
此外，本文使用1994–1996年与2002–2004年的ANES面板数据，以验证政治信任是否推动对外援助态度，而非反向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使用2006–2014年间的三轮综合社会调查（GSS）面板数据，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以减少未观测的个体特征（如受访者成长经历）对结果的潜在影响。
本文的因变量是对对外援助支出的支持度，测量方式来自ANES问卷：“联邦政府应增加、减少还是维持对外援助的支出？” 回答选项为1（减少）、2（维持）、3（增加），均值为1.61。由于该变量具有序数属性，本文主要采用有序概率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对国家政府的信任（政治信任），其测量基于ANES四个问题：（1）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正确的事情？（2）政府是由少数大财团操控，还是服务于全体人民？（3）政府浪费纳税人的钱程度如何？（4）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如何？
本文将四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加总，构建政治信任指数（α = 0.637，均值 = 0.350），并归一化处理（0–1），其中较低值代表较低的政治信任水平。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本文纳入了一系列人口学与态度变量。其中，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父母是否出生于美国、地区、受教育程度、房屋所有权情况、婚姻状况及家庭收入。此外，还控制新闻接触度。
态度变量包括政党认同、意识形态、核心政治价值、孤立主义倾向、社会信任、对贫困群体的态度等。此外，还控制了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个人财务状况的主观评估，以及不同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1996、2000、2004、2008年）。所有变量均归一化处理，使其值介于0–1之间。
主要结果
本文的主要回归分析基于1996–2008年ANES数据，采用有序概率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政治信任对支持对外援助支出有显著且较强的正向影响，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在所有独立变量中，仅孤立主义的影响系数大于政治信任（z = 8.20 vs. z = -9.60）。此外，种族、意识形态、核心政治价值、对贫困群体的态度、国家经济状况评估也显著影响对外援助支出的支持度，这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为了直观呈现政治信任的作用，本文绘制了政治信任与对外援助支出态度的预测概率图。结果显示，当政治信任从最低值（0）增加至最高值（1）时，支持减少对外援助支出的概率降低0.32（0.63→0.31）；同时，支持维持支出与增加支出的概率分别增加0.16（0.33→0.49）与增加0.15（0.05→0.20）。这些变化均具有统计学和实质性的显著性。
图1. 1996-2008年美国政治信任与对外援助的国内支持
注：图1展示了支持减少（红线）、维持不变（灰线）或增加（绿线）美国对外援助支出的预测概率。粗实线表示每个结果的预测概率，细虚线展示95%的置信区间（稳健标准误，双尾检验）。
本文进一步探讨政治信任对不同群体的影响，特别是孤立主义者与非孤立主义者的差异。理论上，孤立主义者对对外援助支出的支持度较低，因此其态度更容易受到政治信任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设，政治信任和孤立主义变量的交互项在回归中展现出强相关（coef=0.713），这意味着即使是孤立主义者，在高政治信任水平下仍然更可能支持对外援助。
为了验证政治信任对对外援助态度的因果影响，本文使用1994–1996年和2002–2004年ANES面板数据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治信任的先前水平能够显著预测未来对外援助的支持度，即政治信任的提高会导致更高的对外援助支持，而反向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发现支持了政治信任推动对外援助支持，而非相反。
为了进一步控制潜在的个体固定特征（如童年社会化经历），本文使用2006–2014年GSS三轮面板数据，并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这一方法通过控制每位受访者的固定效应，有效剔除了所有稳定的个体特征对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信任的提高仍显著降低“我们对外援助支出过多”这一观点的认同度（从73%降至58%）。这一结果表明，即便在最严格的统计检验下，政治信任对对外援助支持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存在。
结论与讨论
政治信任及其变化一直是政治体系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对国内政治具有多重影响。本研究指出，政治信任在塑造民众对对外援助支出的态度上同样举足轻重。政治信任的缺失可以解释为何在美国大众中，对外援助的支持长期相对低迷。尽管公众对于援助的看法也受到对潜在受援国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异己群体的看法影响，但研究发现，大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程度在其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2022年CES数据对政治信任与对乌克兰提供对外援助的态度作了调查，恰好印证了政治信任的重要性。数据显示，缺乏或不太信任联邦政府的大多数美国人中，对提供人道援助的支持率和对提供武器的支持率均明显低于那些对政府具有相当或高度信任的人。虽然民意并非能够完全决定美国这样的大国是否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更高的公众支持无疑能在立法层面上提供更多助力。反之，如果公众对对外经济或军事援助的支持不足——部分原因在于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不高——则可能为反对持续或扩大援助的政治人物提供依据。
如果对外援助能成功实施，并在媒体上得到正面呈现，或许还能提升政治人物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政治信任增强后，公众对对外援助的支持也会相应提高，从而给予国家更多在经济、人道和军事援助上的运作空间，以实现其多重外交政策目标。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在讨论具体项目时，政治信任对政策支持的影响是否会减弱。一般而言，若对外援助以救灾、医疗或教育等具体目标的方式呈现，而非抽象的“对外援助”概念，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这提示我们，政策内容的呈现方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塑造政治信任的能力。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将不同政体、国情的国家纳入研究，以获取更广泛解释力的同时进行跨国比较。
本研究重点关注美国这一案例，因为美国在全球政治中具有特殊且强大的影响力。需指出的是，本研究所用的数据跨越1994–2014年，尚未涵盖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的时期。由于特朗普时代的右翼孤立主义倾向比前几届政府更为明显，未来的研究应该检验此时期内，国内政治信任与对外援助态度之间的关系是否也随之出现强烈的党派分化。
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将对外援助视为核心组成部分，而美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对其能否持续运作有直接影响。本研究的发现说明，我们应更加关注在对外援助议题上，大众态度背后的驱动因素。通过截面与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见，政治信任——即民众对其国家政府的信心——在预测和塑造对外援助支出的支持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词汇积累
Political trust
政治信任
Foreign aid
对外援助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
美国全国选举研究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
美国综合社会调查
译者：高隆绪，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对 | 苌晨 于依言
审核 | 施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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