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布洛维与公共社会学的生与死

观·察
这个逐渐由“第三波市场化”重塑的笃信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正在合理化、制度化阶级、性别、种族之间广泛存在的不平等。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必然需要社会学，但它所需要的，不是为不平等辩护的市侩社会学，而是如牛虻一般，蜇刺这个世界的社会学。
——谈炯程

图片来源：东方IC

迈克·布洛维与公共社会学的生与死

文 / 谈炯程

2025年2月3日，迈克·布洛维死于一场车祸。这位现年77岁的美国社会学家在穿越奥克兰的某条人行横道时，被一名超速的司机撞倒。一如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人生的终局，车祸如同突然插入的句点，强行中止了他们生命的涌流。1980年2月25日，巴尔特所遭遇的车祸，几乎意味着结构主义思想最后一丝回声的消散，而布洛维伤重不治的消息传来时，欧洲社会学协会亦宣称：“全世界的社会学界失去了我们学科的一位巨人”，该协会盛赞布洛维，称其为“一位非常正直、热情、善良、治学严谨的社会学家”。1947年出生于英国的布洛维，是一对斯拉夫裔难民的儿子，其父母都拥有化学博士学位。两人来自俄罗斯与乌克兰，却在那个动荡的1920年代前叶相识于德国莱比锡。1933年，老布洛维夫妇抵达英国，并在此地诞下迈克·布洛维。布洛维早年的家庭生活富有国际色彩，这滋养了他的好奇心与冒险精神，使他受益终身。起初，受父母影响，布洛维想要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但剑桥大学枯燥的数学学习磨灭了他的兴趣。不过，也正是在剑桥大学，他结识了美国社会学家、《论传统》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希尔斯。后者燃起了他对社会学的最初激情。尽管，最开始他没有接受希尔斯的意见，去往芝加哥大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生学习，而是向南方漂泊，来到南非和赞比亚。他的学术风格，在新生的赞比亚大学奠定，受教于英籍荷裔社会学家雅普·范韦尔森，1969年至1972年间，布洛维完成了研究生涯的首次田野调查，并将其结集为《铜带地区的阶级色彩》一书，于1972年正式出版。用民族志抵达“工厂政体”
离开赞比亚后，布洛维入读芝加哥大学，修习社会学博士学位，从而进入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学谱系之中。诞生自1892年的芝加哥学派，曾于1915至1935年间蜚声国际，其所专注的，以变迁中的芝加哥为材料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构成了社会学黄金年代的知识图景之一。二战后，第二代芝加哥学派兴起。透过将符号互动理论与民族志方法相结合，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创造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著作已然成为社会学学科的当代经典。譬如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第73任会长，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的欧文·戈夫曼，其作品《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即是以符号互动理论写成。通过把日常生活拆解成一个个微观剧场，戈夫曼以戏剧学的视角更新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诸如“演员”“观众”“前台”“后台”之类的戏剧术语，由此超越隐喻，成为社会学想象的一部分。在与芝加哥学派强大传统的互动中，布洛维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变化》。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导师，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和波兰裔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热沃斯基，对这部著作亦有一定贡献。他们共同将布洛维带入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这些自欧陆舶来的，被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更新过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布洛维思考工人阶级问题时的重要坐标系。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变化》[英] 麦克·布洛维 | 著李荣荣| 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2月

出身纽约工人家庭的政治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则是布洛维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者。布雷弗曼于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被美国学界认为是开创了劳动过程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彼时，布洛维正在车间做机器操作工。在他看来，布雷弗曼的著作“未能解释我在车间的经验，也无法说明工作对我和我的操作工同事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布雷弗曼看来，造成剥削的，是劳动过程中脑力与体力、概念与执行的分离。由此，他将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乌托邦化，认定其代表了劳动者作为匠人的主体性以及创造力，而当那些可以自行把握其劳动过程与节律的匠人，被劣化为无需脑力的纯体力劳动者，他们便被此一种劳动客体化，成为机器人一般的执行者。区别于布雷弗曼对产业工人工作状态恶化的线性理解，布洛维用切身的民族志经验，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里工人的主体性被拆解与被形塑的过程。布雷弗曼眼中缺乏技巧的执行性工作，在布洛维看来，不仅充满了创造性，有时，它“甚至给了我们太多的自主权”，工人参与到对“自身从属地位的生产中，并为之制定策略”。因此，他们不仅仅在生产机械零件，如同流水线上默不作声的兵马俑。诚如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一书中所说，他们同样生产了“合作和支配关系”，以及“对那些活动和关系的同意”。

《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英] 麦克·布洛维 | 著周潇 张跃然|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超额游戏”。为了缓解无聊，车间工人会在自发的生产竞赛中获得成就感，他们认同了这些生产竞赛的规则，对这超额产品之利润的归属漠不关心。枯燥的生产过程被赋予了某种游戏般的意味。这些游戏往往不是由管理层直接发布的，而是在一种去中心化的工人的集体管理中被自然而然地引出。这一现象引起了布洛维的注意。对“超额游戏”的思考，从《制造同意》一路延伸到《生产的政治》，并最终促使布洛维提出工厂政体的概念。在他的理论中，工厂构成了一个最小意义上的国家，一个权力的细胞，各个环节之间有着精密的连接。他用“内部国家”这一术语，概括那种体现和保障了工厂中的霸权秩序的管理制度，以强调其与“外部国家”的相似性。在他看来，政治并非只存在于国家的场域之中，工厂之中同样存在生产的政治，日常之中亦有着生活的政治，国家透过对强制力量的垄断，成为此种微观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透过考察微观的生产政体与宏观的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布洛维不断地补缀着自己的学术视野，既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专制，也考察官僚专制与工人集体自我管理等不同的工厂政体组织形式。为何我们需要捍卫公共社会学？
在完成对工厂与产业工人的漫长观察之后，学术生涯后期的布洛维转向了对社会学本质的研究。这一阶段，他运思的结晶，凝结在其为美国社会学会2004年度年会所做的题为《保卫公共社会学》的主席致辞之中。在这篇演讲中，布洛维将社会学划为4类：公共社会学、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此4类社会学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叉，其边界亦时常处在流变之中。但社会学家不应过分执着于其中任何一类。因为只要滑向极端，这些学术取向都会成为一张充满迷误的纱帐，让人迷失方向。公共社会学强调社会学的道德本性与介入功能，可如果一味介入而不重学术的专业性与严谨性，它所能产生的批判力量便会贫血，一如后期的米尔斯，其大部分著作更应该归入政论散文的范畴。政策社会学的存在，客观上为大量社会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就业岗位。如果遇到态度更为开放的资助者，政策社会学自然也可以向公共社会学或批判社会学转向，利用后两者的学术方法，如社会学家黛安·沃恩。然而，政策社会学的任务毕竟是要提出政策，抑或合理化某一项政策，在权力与金钱的润饰之下，论文和报告中的数据也许会失聪，其结论亦会因此失明，社会学沦为向当权者谄媚的工具，变成所谓的“权势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在美国大行其道，是当今社会学的主流力量之一。这一面向强调社会学的科学性与专业性，然而，很多时候，它却疏离了与公众的对话，变成一种充满悖谬的内部知识生产。批判社会学则时常哀悼专业社会学的冷血与偏见杀死了社会学，坚持批判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希望透过对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基础的重新审视，引导社会学重新直面更为紧迫的当下命题。但以批判为业，自我流放于主流学术语境之外的斗士，往往会被裹在浓重的黑夜之中，并为其所吞没，他们因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而愈发厌恶公众，即使必须要与之对话，他们也会用上先知和觉醒者的激进口吻。他们所生产的智识成果，和专业社会学一样，只面向特定的学术受众。布洛维的国际背景，让他对这4种社会学的基本面向保持开放姿态。自过往的游学经历中，他观察到，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专业社会学，到了南非的社会学术语境下，竟成为某种相对边缘的学术取向。而若要研究一项社会运动，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多通过调研、访谈和阅读文献，间接地与之产生关联，但在南非，研究种族问题的社会学家，往往会亲身投入到反对种族隔离的社会运动之中，用一手经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布洛维推崇公共社会学，但并不贬斥专业社会学，而是认定，后者的严谨性应成为前者的公共性的根基。在《保卫公共社会学》演讲中，他表示：“如果没有专业社会学提供真实、可检验的方法，积累的知识，定向的问题以及概念框架，就不可能存在政策社会学或者公共社会学。”在布洛维看来，这个逐渐由“第三波市场化”重塑的笃信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正在合理化、制度化阶级、性别、种族之间广泛存在的不平等。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必然需要社会学，但它所需要的，不是为不平等辩护的市侩社会学，而是如牛虻一般，蜇刺这个世界的社会学。这也是为什么，终其一生，布洛维都认为，即将到来的未来，应当是公共社会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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